《人民日报》批判《北京文艺》文章一组 1966.5

reading

《北京文艺》在为谁服务？
郑公盾

这几个月来，我国文化学术战线上从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开始，到目前揭开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店的批判，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两种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在这场大斗争中，全国许多报刊空前活跃，生气勃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发表批判文章，来消毒除草。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欢欣鼓舞的大好事。
但是，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前线》《北京日报》等报刊，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却以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百般抗拒着这个斗争的开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全国人民群众正在同声斥责“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象《前线》《北京日报》那样，一向积极地为“三家村”黑帮分子效命服务的《北京文艺》，却也不吭一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知道，吴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海瑞罢官》，就是在《北京文艺》“破门而出”的。
想当年，这棵大毒草出笼之时何等热闹！《北京文艺》的编者给它加了醒目的黑体标题，还对剧本的作者前言破例地用老五号字排印，这种字在当时这个刊物上只是给个别重要文件用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何等积极地为这出反动的新编历史剧效劳了。
接着，这个刊物又抛出了邓允建即邓绍基的《评〈海瑞罢官〉》和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　敢做南包公》两篇文章，对这出反动历史剧作了狂热的吹捧和支持。说什么吴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现在“他又为他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和吴晗“从历史主义出发，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呀！说什么海瑞“在客观上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给统治阶级造成一些‘难堪’”呀！他们十分赞赏吴晗善于“借古讽今”，并且特别点明了《海瑞罢官》一剧中的
“罢了官”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要观众“看完戏之后”去“回味和咀嚼”，等等①。
这一切，跟当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那些“称兄道弟”欢呼《海瑞罢官》“破门而出”的文章，相互呼应，汇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奏曲。
《北京文艺》在资产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读者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刊物已经为资产阶级所占领，成为他们放毒的阵地了！
广大读者心中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笔账！
现在，当无产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之后，《北京文艺》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批判“三家村”的“先锋”吴晗了吗？他们认真批判自己支持这些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行为了吗？
如果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过，也有点“冤枉”。他们的确也很“积极”！不过他们是在积极地给吴晗打掩护，积极地对革命的批判进行抵制！
不信，请看下面的事实。
去年十二月号的《北京文艺》上，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是编者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加了一个很“巧妙”的“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对于这个剧本及其评论，既然有不同意见，应当深入地进行讨论”。你看，编者装出一副多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伪面孔！他们根本回避《海瑞罢官》是不是毒草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意姚文元同志文章中的结论。其二，他们要讨论些什么问题呢？“编者按”说：“我们希望就《海瑞罢官》及其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号我们加的）。在这里，编者的真实意图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要给“讨论”定一个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调子！
这里让我们再看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吧。原文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楚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讨论。”
大家看，《北京文艺》转载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与《北京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的语言是多么“酷肖”啊！这就是：只谈学术，不讲政治；只是一般地讨论讨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对反党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
难道它们是偶合的吗？它们为什么这样一鼻孔出气呢？
事实上，它们都是遵照“三家村”黑店邓拓们“指示”办事的。在邓拓召开的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上，就曾经反复强调这次大论战是“学术问题，必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事”，要人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处”，“要避免连篇累牍，千篇一律”，对《海瑞罢官》“不要加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探讨的语气”②。等等。
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北京日报》《北京文艺》正是按照这个“三家村”黑店掌柜所“指示”的“原则精神”来进行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的。
这说明，不但《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成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连北京市这个仅有的文艺刊物——《北京文艺》，实质上也已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家村”黑帮分子邓拓们反党集团的工具了！
“欲盖弥彰”！《北京文艺》妄图以讨论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来蒙蔽和欺骗读者，以为只要挂了个“讨论”的招牌，读者就不会责难他们了，就会认为他们也参加到文化革命的行列里来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别有用心的行径，特别是他们的企图欺骗读者的“编者按”，充分地自我暴露了他们是“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真面目。
因为，谁都看得清楚，《北京文艺》“编者按”中指出的对《海瑞罢官》进行讨论时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鬼花招，是完完全全符合“三家村”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的。
我们要问《北京文艺》的编者：《海瑞罢官》的主要问题正是在政治方面，而你们发表的吹捧文章也恰恰是着眼于“借古讽今”的政治方面，当时你们要人们“回味和咀嚼”的，正是那“罢官”的结尾；如今要“讨论”了，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给限定这样一个只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的框框呢？
说穿了，这不过是按照“三家村”黑店掌柜的罪恶阴谋，为“三家村”“先锋”吴晗打掩护的手法：回避政治问题，把讨论引到歧路上去！
《北京文艺》其所以这样好乖乖地听从“三家村”，特别是他们的黑店掌柜邓拓的“旨意”，来玩弄这种手法的目的，不但是要让吴晗滑过去，而且也想自己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可以蒙混人们的耳目，滑了过去！
这几个月以来，《北京文艺》的确是以他们的“编者按”为“纲”，来安排“讨论”的。
从这个“编者按”发表以来，半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对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日益深入，对吴晗利用写历史、写文艺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揭露也越来越清楚，甚至连邓拓、廖沫沙、吴晗合伙开的“三家村”这家黑店都被人揭了底，公诸于众了。《北京文艺》大概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吧，所以在这期间，除了今年一月号登了几篇所谓“讨论”文章外，直到今天再没有什么动静！
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北京文艺》一月号上仅有的四篇“讨论”文章，不论是三篇一般的“批判”短文，还是一篇为吴晗撑腰的长文，都是恰恰符合上述“编者按”的“基本精神”的。这就是：根本回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而一味在“清官”问题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大作文章。其中特别是那一篇署名志毅的为吴晗吹捧的反面文章，恶毒地对姚文元同志进行了反扑，极力为海瑞这一形象的“完美”“高大”喝采，狂热地为吴晗倾注在这个“清官”身上“丰富”而“充沛”的“感情”叫好。说什么吴晗写海瑞这个人物完全“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符合历史真实”，并且别有用心地暗示：吴晗是“要让形象本身来说话，来显示某种倾向性”。在许多同志一致地指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所写的“海瑞”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是假海瑞的时候，那篇文章的作者却坚持“海瑞就是‘这一个’海瑞”。
人们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怎样按照自己的反动意图和口味来组织“讨论”的。编者处心积虑地选了这几篇文章发表，美其名为“讨论”，实质上却是替“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开脱，打掩护。而这篇反面文章，实际上正是完全按照《北京文艺》编者按语的意图来写的。
人们也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这次论战中唱反调，是在对抗这次大批判，是挖空心思来反对这次文化大革命！
《北京文艺》对放毒草是那样积极，那样兴致勃勃，而对于除毒草却是这样消极，这样百般抵制！把这两种情况、两种态度相对照，这个刊物是掌握在谁手里，成为了谁的工具，是在为谁服务，不是十分明白的么？
应当指出，《北京文艺》这几年来放的大大小小的毒草决不止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前几年，它还发表了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③。这样恶毒的借古讽今的大毒草，它借诗人杜甫的故事，别有用心地影射现实，恶毒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把杜甫回家的一路情景，写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作者含沙射影地借一个老头之口对杜甫说：“你当官受禄的，可真要给我们老百姓想办法啊！……可真要叨念我们老百姓的痛苦啊！”说什么“这些年来……吏治腐化，……皇帝深居宫中，蔽塞聪明，杜绝言路，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生产力一天比一天衰落，他老人家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终于闹出‘安史之乱’来，……”这株名为“纪念杜甫”而发表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毒草，也被编排在《北京文艺》第一篇的显著地位刊登出来的，只是在后来其他报刊开展批判后，才被迫无奈地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个刊物还肆意歪曲党的推陈出新方针，极力吹捧另一棵大毒草《李慧娘》，把这出鬼戏看作是“锦上添花”之作。特别是在以“本刊记者”名义写的文章中，认为孟超改编的这出戏“从写儿女情改变为写天下事”，“抓住政治斗争这条主线很好”，“改编本是有创造性的”。《北京文艺》还发表文章，极力为鬼戏辩护。说什么戏里虽然有鬼，但是，并不等于宣扬迷信。他们甚至认为这种文章也算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方面。直到后来，各报刊广泛地展开了对鬼戏、特别是对大毒草《李慧娘》的批判，这出鬼戏实在太臭了，才迫使《北京文艺》转载了繁星（即廖沫沙）的一篇虚伪的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并在“编者按”中空洞地承认了发表这些毒草是“严重的错误”④。此外，再也没有作什么认真的检查，而且还用“请读者阅读”这篇“自我批评”，只字不提让读者参加批判的手法，来封住读者的口。
这就是说，在《北京文艺》编者那里，只许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他们所把持的刊物上放毒，把刊物变为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只许放毒者用虚伪的“自我批评”继续骗人，而不许读者跟他们算账，不许读者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给予反攻，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现在，他们对待“三家村”黑帮分子的斗争则进了一步，玩弄手段，假装“讨论”，真心包庇，阳奉阴违，抵制批判！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要利用文艺这个武器，资产阶级也不放松文艺这个武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向来是十分激烈的。“三家村”黑帮集团的魔爪伸进了《北京文艺》和其它文艺刊物，利用文艺阵地来兴风作浪，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趣味来腐蚀文艺队伍，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又一次说明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文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千万不可以麻痹大意。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严肃地批评过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这些刊物拒绝党的领导，不执行兴无灭资的革命任务，却积极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具，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而是利用这个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进攻；它们抛弃革命的批判的红旗，却树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而时至今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已过了两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已步步深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蓬勃展开，这些刊物却装聋作哑，消极怠工，甚至负隅顽抗。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们一定要直捣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并且要粉碎他们的一切分店，拔掉黑旗，夺回阵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红旗，插到各个报刊的阵地上去！不管他们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他们是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杂家”，不管他们有多么“雄厚”的力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掉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文艺》何去何从，广大读者且拭目以待！

注：
①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
②　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读者黄义昌、蔡少卿等同志的揭发材料。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
④　《北京文艺》一九六五年三月号。



《北京文艺》在为谁服务？
郑公盾

这几个月来，我国文化学术战线上从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开始，到目前揭开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店的批判，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两种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在这场大斗争中，全国许多报刊空前活跃，生气勃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发表批判文章，来消毒除草。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欢欣鼓舞的大好事。
但是，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前线》《北京日报》等报刊，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却以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百般抗拒着这个斗争的开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全国人民群众正在同声斥责“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象《前线》《北京日报》那样，一向积极地为“三家村”黑帮分子效命服务的《北京文艺》，却也不吭一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知道，吴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海瑞罢官》，就是在《北京文艺》“破门而出”的。
想当年，这棵大毒草出笼之时何等热闹！《北京文艺》的编者给它加了醒目的黑体标题，还对剧本的作者前言破例地用老五号字排印，这种字在当时这个刊物上只是给个别重要文件用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何等积极地为这出反动的新编历史剧效劳了。
接着，这个刊物又抛出了邓允建即邓绍基的《评〈海瑞罢官〉》和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　敢做南包公》两篇文章，对这出反动历史剧作了狂热的吹捧和支持。说什么吴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现在“他又为他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和吴晗“从历史主义出发，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呀！说什么海瑞“在客观上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给统治阶级造成一些‘难堪’”呀！他们十分赞赏吴晗善于“借古讽今”，并且特别点明了《海瑞罢官》一剧中的
“罢了官”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要观众“看完戏之后”去“回味和咀嚼”，等等①。
这一切，跟当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那些“称兄道弟”欢呼《海瑞罢官》“破门而出”的文章，相互呼应，汇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奏曲。
《北京文艺》在资产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读者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刊物已经为资产阶级所占领，成为他们放毒的阵地了！
广大读者心中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笔账！
现在，当无产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之后，《北京文艺》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批判“三家村”的“先锋”吴晗了吗？他们认真批判自己支持这些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行为了吗？
如果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过，也有点“冤枉”。他们的确也很“积极”！不过他们是在积极地给吴晗打掩护，积极地对革命的批判进行抵制！
不信，请看下面的事实。
去年十二月号的《北京文艺》上，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是编者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加了一个很“巧妙”的“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对于这个剧本及其评论，既然有不同意见，应当深入地进行讨论”。你看，编者装出一副多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伪面孔！他们根本回避《海瑞罢官》是不是毒草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意姚文元同志文章中的结论。其二，他们要讨论些什么问题呢？“编者按”说：“我们希望就《海瑞罢官》及其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号我们加的）。在这里，编者的真实意图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要给“讨论”定一个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调子！
这里让我们再看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吧。原文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楚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讨论。”
大家看，《北京文艺》转载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与《北京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的语言是多么“酷肖”啊！这就是：只谈学术，不讲政治；只是一般地讨论讨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对反党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
难道它们是偶合的吗？它们为什么这样一鼻孔出气呢？
事实上，它们都是遵照“三家村”黑店邓拓们“指示”办事的。在邓拓召开的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上，就曾经反复强调这次大论战是“学术问题，必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事”，要人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处”，“要避免连篇累牍，千篇一律”，对《海瑞罢官》“不要加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探讨的语气”②。等等。
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北京日报》《北京文艺》正是按照这个“三家村”黑店掌柜所“指示”的“原则精神”来进行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的。
这说明，不但《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成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连北京市这个仅有的文艺刊物——《北京文艺》，实质上也已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家村”黑帮分子邓拓们反党集团的工具了！
“欲盖弥彰”！《北京文艺》妄图以讨论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来蒙蔽和欺骗读者，以为只要挂了个“讨论”的招牌，读者就不会责难他们了，就会认为他们也参加到文化革命的行列里来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别有用心的行径，特别是他们的企图欺骗读者的“编者按”，充分地自我暴露了他们是“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真面目。
因为，谁都看得清楚，《北京文艺》“编者按”中指出的对《海瑞罢官》进行讨论时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鬼花招，是完完全全符合“三家村”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的。
我们要问《北京文艺》的编者：《海瑞罢官》的主要问题正是在政治方面，而你们发表的吹捧文章也恰恰是着眼于“借古讽今”的政治方面，当时你们要人们“回味和咀嚼”的，正是那“罢官”的结尾；如今要“讨论”了，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给限定这样一个只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的框框呢？
说穿了，这不过是按照“三家村”黑店掌柜的罪恶阴谋，为“三家村”“先锋”吴晗打掩护的手法：回避政治问题，把讨论引到歧路上去！
《北京文艺》其所以这样好乖乖地听从“三家村”，特别是他们的黑店掌柜邓拓的“旨意”，来玩弄这种手法的目的，不但是要让吴晗滑过去，而且也想自己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可以蒙混人们的耳目，滑了过去！
这几个月以来，《北京文艺》的确是以他们的“编者按”为“纲”，来安排“讨论”的。
从这个“编者按”发表以来，半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对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日益深入，对吴晗利用写历史、写文艺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揭露也越来越清楚，甚至连邓拓、廖沫沙、吴晗合伙开的“三家村”这家黑店都被人揭了底，公诸于众了。《北京文艺》大概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吧，所以在这期间，除了今年一月号登了几篇所谓“讨论”文章外，直到今天再没有什么动静！
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北京文艺》一月号上仅有的四篇“讨论”文章，不论是三篇一般的“批判”短文，还是一篇为吴晗撑腰的长文，都是恰恰符合上述“编者按”的“基本精神”的。这就是：根本回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而一味在“清官”问题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大作文章。其中特别是那一篇署名志毅的为吴晗吹捧的反面文章，恶毒地对姚文元同志进行了反扑，极力为海瑞这一形象的“完美”“高大”喝采，狂热地为吴晗倾注在这个“清官”身上“丰富”而“充沛”的“感情”叫好。说什么吴晗写海瑞这个人物完全“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符合历史真实”，并且别有用心地暗示：吴晗是“要让形象本身来说话，来显示某种倾向性”。在许多同志一致地指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所写的“海瑞”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是假海瑞的时候，那篇文章的作者却坚持“海瑞就是‘这一个’海瑞”。
人们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怎样按照自己的反动意图和口味来组织“讨论”的。编者处心积虑地选了这几篇文章发表，美其名为“讨论”，实质上却是替“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开脱，打掩护。而这篇反面文章，实际上正是完全按照《北京文艺》编者按语的意图来写的。
人们也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这次论战中唱反调，是在对抗这次大批判，是挖空心思来反对这次文化大革命！
《北京文艺》对放毒草是那样积极，那样兴致勃勃，而对于除毒草却是这样消极，这样百般抵制！把这两种情况、两种态度相对照，这个刊物是掌握在谁手里，成为了谁的工具，是在为谁服务，不是十分明白的么？
应当指出，《北京文艺》这几年来放的大大小小的毒草决不止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前几年，它还发表了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③。这样恶毒的借古讽今的大毒草，它借诗人杜甫的故事，别有用心地影射现实，恶毒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把杜甫回家的一路情景，写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作者含沙射影地借一个老头之口对杜甫说：“你当官受禄的，可真要给我们老百姓想办法啊！……可真要叨念我们老百姓的痛苦啊！”说什么“这些年来……吏治腐化，……皇帝深居宫中，蔽塞聪明，杜绝言路，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生产力一天比一天衰落，他老人家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终于闹出‘安史之乱’来，……”这株名为“纪念杜甫”而发表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毒草，也被编排在《北京文艺》第一篇的显著地位刊登出来的，只是在后来其他报刊开展批判后，才被迫无奈地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个刊物还肆意歪曲党的推陈出新方针，极力吹捧另一棵大毒草《李慧娘》，把这出鬼戏看作是“锦上添花”之作。特别是在以“本刊记者”名义写的文章中，认为孟超改编的这出戏“从写儿女情改变为写天下事”，“抓住政治斗争这条主线很好”，“改编本是有创造性的”。《北京文艺》还发表文章，极力为鬼戏辩护。说什么戏里虽然有鬼，但是，并不等于宣扬迷信。他们甚至认为这种文章也算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方面。直到后来，各报刊广泛地展开了对鬼戏、特别是对大毒草《李慧娘》的批判，这出鬼戏实在太臭了，才迫使《北京文艺》转载了繁星（即廖沫沙）的一篇虚伪的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并在“编者按”中空洞地承认了发表这些毒草是“严重的错误”④。此外，再也没有作什么认真的检查，而且还用“请读者阅读”这篇“自我批评”，只字不提让读者参加批判的手法，来封住读者的口。
这就是说，在《北京文艺》编者那里，只许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他们所把持的刊物上放毒，把刊物变为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只许放毒者用虚伪的“自我批评”继续骗人，而不许读者跟他们算账，不许读者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给予反攻，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现在，他们对待“三家村”黑帮分子的斗争则进了一步，玩弄手段，假装“讨论”，真心包庇，阳奉阴违，抵制批判！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要利用文艺这个武器，资产阶级也不放松文艺这个武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向来是十分激烈的。“三家村”黑帮集团的魔爪伸进了《北京文艺》和其它文艺刊物，利用文艺阵地来兴风作浪，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趣味来腐蚀文艺队伍，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又一次说明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文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千万不可以麻痹大意。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严肃地批评过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这些刊物拒绝党的领导，不执行兴无灭资的革命任务，却积极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具，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而是利用这个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进攻；它们抛弃革命的批判的红旗，却树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而时至今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已过了两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已步步深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蓬勃展开，这些刊物却装聋作哑，消极怠工，甚至负隅顽抗。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们一定要直捣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并且要粉碎他们的一切分店，拔掉黑旗，夺回阵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红旗，插到各个报刊的阵地上去！不管他们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他们是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杂家”，不管他们有多么“雄厚”的力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掉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文艺》何去何从，广大读者且拭目以待！

注：
①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
②　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读者黄义昌、蔡少卿等同志的揭发材料。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
④　《北京文艺》一九六五年三月号。

人民日报 1966.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