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黑龙江省绥宾县人
陈显，黑龙江省绥宾县人
一九六五年被捕，一九七二年被执行死刑 。
陈显的故事，我一九八七年就写出来了。
一九九四年林X翎[人民大学右派]从法国回来，我给她看，她的看法是陈显的遭遇值得同情，但陈显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意义不大。我并不这样认为，陈显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刑事犯，但却非常典型，而且我与他有一段特殊的“缘分”，从他被加刑、与他一起关小号、到他被绑赴刑场，我都亲眼目睹。我写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是我二十二年目睹的一些人和事。
陈显，早年丧母，父亲在一家中药店拉药匣子[抓药]。父亲续弦，陈显的这位后妈是一个"标准的后妈“。她自己带来自己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视陈显为眼中钉。陈显的父亲又是一个“惧内”的典型，当后母虐待自己的儿子时，他不但不敢制止，反而帮着后老婆打骂陈显，经常不给饭吃。陈显这孩子脾气非常倔犟，也经常和他后妈对打、对骂，当他父亲打他时，他就跑到自己生母的坟上去哭，有几次他趴在母亲坟上整夜不回家。渐渐的他就跟社会上一帮小偷混在了一起，但他又不会偷，只不过象阿Q那样帮别人干点“了哨”、“上拖”之类的二流活。
这个小偷团伙出事，同伙们并没有咬他，可他后母为了除掉这个眼中钉，检举了他，在屯子里见人就说陈显的坏话。派出所审他时，他说这是他后妈陷害他，并扬言非把他后妈和她带来的孩子杀了不可。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判了六年刑，罪名是流氓盗窃，那年他十六岁。
陈显不认罪，在劳改队里折腾。
一九六七年我调到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时，他在一中队，我在农场监狱严管队。两个队干活离的很近，都是开山修战备公路。有一天他在工地拿着一根撬石头用的钢钎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一中队的犯人喊：“你们大家都把手里的工具放下！我们凭什么整天象奴隶一样干活？谁再干我就打死谁！” 这还了得！这不是号召犯人暴动吗？带工的郑指导员一方面叫他放下钢扦，一方面使眼色叫两个身强力壮的犯人悄悄的绕到他背后，猛扑上去将他抱住，郑指导员立刻下令把他绑起来，押回去关进了小号。过了不久就被加刑八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说实在话，因为陈显那时还不到十八岁，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只不过是不认罪罢了，所以处理的比较轻，要是换成原本就是反革命再来这么一下子，那他有两个脑袋也保不住。
陈显加刑后反而很高兴。
他认为自己不是刑事犯，而是“Z治犯”了。
他被调到我所在的严管队，而且在上铺挨着我睡觉。他把从小受后母虐待、陷害的经历都对我讲了，并且叫我替他写申诉。他说：“给我加刑八年，我成了Z治犯，这一点我不申诉，我申诉的是给我原判的六年徒刑。说我是流氓盗窃，这完全是她陷害我。” 我听了后觉得他又可怜、又可笑，他根本不懂得所谓“Z治犯”的含义是什么，他也不清楚，在管教干部的眼里，“政治犯”比一般刑事犯要严重的多。
我没有给他写申诉，劝他打消这种念头。
因为在那种混乱局面下，写申诉除了自找倒霉外，不会有任何好结果。他可不懂，并且骂我：“你是个孬种！胆小鬼！我把你当大哥看待，你连这个忙也不肯帮我，你算什么Z治犯！”
他可能是看电影看的，他认为“Z治犯”个个都是英雄，不怕死，总是见义勇为，互相帮助。可他根本不明白这跟他在电影里看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在六二至六五年期间，在兴凯湖农场，的确给不少犯人写过申诉，为此吃过不少苦头，申诉人减了刑，我却被关了小号，而且管教干部还送了我一个外号，叫作“犯人的黑律师”。现在我不能替他写，因为在六七年那种混乱局面下，那位凶神恶煞黄管教整天盯着我，恨不能抓住我的一点把柄，将我置于死地。我如果给陈显写申诉，自然就会被认定是“教唆犯”，申诉不仅对陈显毫无用处，而我非倒大霉不可。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讲找“黑后台”。但这一点我又不能跟他讲明，这孩子脾气太犟，不理解，而且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我说多了，我还怕他反过来咬我一口，因此不管他怎么说我、骂我，我就是不给他写。当然，他骂我，我也不往心里去。
六七年底，犯人实行分类关押，我被调到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而陈显却作为刑事犯调到了四分场。在四分场他继续胡闹折腾，不是被吊起来，就是被戴上刑具关小号。
六八年夏天收麦季节，他戴着脚镣逃跑，纯粹是胡闹！跑了没有多远，被看押的解放军追上，二话没说，照他的两腿就是一梭子子弹，结果右腿中了九枪，左腿中了三枪。右腿的骨头全打碎了，一条右腿从大腿根截了肢，一条左腿勉强保住了。这还真不如一枪把他打死算了。后来他对别人讲，那个开枪打他的军人跟他后母是一个屯子的。
残废后他彻底绝望了，慢慢的开始精神失常。
六九年, 备战一号令，开始遣散部分犯人，对那些刑期不长的犯人，遣送回原地交群众监督改造。陈显已经残废不能劳动，队里恨不能甩掉这个包袱，可是他的后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叫他回去。你想，当他还是一个不少胳膊不少腿的好人时，她还想除掉这个眼中钉，现在陈显已经残废了。她还能让他再回来白吃饭吗？没办法，这个包袱劳改队只好背着。
一九七零年农场解散，陈显与我一起调到了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他长期被关在小号里。
一九七二年一月，也就是我离刑满释放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因脱谷机爆炸，我被关进了小号，再次跟陈显关在一起。那天夜里，小号里马福林自杀，我与马福林的尸体和陈显一块睡在大约两米宽的一盘土炕上。天亮后把马福林的尸体拖出去埋了，马福林脚上摘下脚镣又给我砸上，从此我便一直跟陈显关在一起，直到六月底我从小号里出来，这段时间我看到陈显已经完全疯了。你想，一个好好的孩子，由于受到后妈的虐待和陷害进了劳教队，又因为不认罪胡闹被打断腿，成了一条腿的残废。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他能不疯吗？说他全疯好象也不是，他也有清醒的时候，当他清醒的时候便对我哭：“老陈大哥，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想杀我后妈报仇也不可能了，现在我只想让他们早点给我一颗子弹吃，死了算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自己因为脱谷机爆炸究竟是死是活还说不定，我没有半点能力来帮助他，也想不出用什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我心里感到十分压抑和痛苦。
当他发作起来的时候便胡说八道，骂领导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讲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骂。他不知道林已经死了。这些话负责看小号的胡广才都向管教干部作了汇报。在那种年代，谁敢公开骂领导人是非杀头不可的，绝不会因为你是一个疯子就原谅你。疯大了的时候，他还把尿撒在自己吃饭的破盆子里喝了，有时连大便都拉在自己的饭盆里。他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还戴着手铐，我既同情他，又时时提防着他，因为我担心当他犯病时伤害我。跟这样一个疯子长期关在一起，那个滋味简直比下地狱还难受。
六月底，我从小号里被放出来，临出来的时候他还拽着我，不让我走，当我出了小号，他便大哭起来，然后就大骂，骂干部是土匪，骂我是“怕死鬼”。九月十六号我刑满释放到四中队就业，在十月初陈显被枪毙了。
开宣判大会的那天，为了让我“受受教育”，四中队的管教干部让我去参加了宣判大会。大会就在白土岗大队的门前召开，门里是白土岗大队的犯人，一排排坐着，门外是“二改犯”，也一排排坐着，而我就坐在最前排。宣判大会一开始，胡广才从小号里把陈显背了出来，因为他是一条腿，双手又被绑着，只好由胡广才把他背出来。背到汽车跟前，两个军人把他扔进了汽车里。就在这一刹那，因为我坐在最前排，他似乎认出了我，由于嘴里塞着一团烂布，他冲我“喔！喔！”的喊了两声，接着汽车就拉走了。刑场就是离白土岗大队门口不过一百多米远的一个破砖窑，枪响了两声。
陈显，除了我大概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记起他。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https://mp.weixin.qq.com/s/w5UsACYNg1u1JYDgBm2mTg
发表于 2022-6-27 23: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