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我的北京四中经历

李筱薇

一．初中前两年：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１９６２年：“党的基本路线”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１９６２年初“七千人大会”在政策层面纠正“大跃进”，经济放活。但政治思想方面抓得更紧，在政治路线上不许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给彭德怀平反。开展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奠定美中苏“三足鼎立”格局，一方面由康生主持《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一步将意识形态“左倾化”。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过渡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１９５９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提出“顶峰论”，改变了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搞个人崇拜与“造神”，发展为“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１９６４年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建国１７年来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要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

　　１９６４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刘少奇搞《前十条》，说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泽东搞《后十条》，坚持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指出，如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起来造反。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公开化，直至１９６６年初毛泽东抓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扫除文革障碍。
彭真是刘少奇最坚决的支持者，１９６４年他派北京市委工作组到北京市四、六、八中搞四清，说是“红线专政”，康生又向四中派中央工作组说是“黑线专政”，

　　中央路线斗争白热化，在一个小小的中学—－北京四中，非同小可！我们这些学生从１４岁就受到“路线斗争”的熏陶，奠定了我们“忧国忧民”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人生道路，这是我们的宿命。

（二）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中学的“阶级路线与血统论”

　　⒈影响到青少年一代的的主要是出身。

　　革命战争和多次政治运动，抓出许多“阶级敌人”：

　　第一，“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上，军队连长以上，特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继续。

　　第二，多次政治运动：“１９５０年镇压反革命”，“１９５３年三反五反”，“１９５７年反右派”，“１９５８年清理阶级异己分子”，“１９５９年反右倾”；１９６２年以“阶级斗争为纲”，１９６４年“四清”划“新富农”。

　　家长的问题影响到子女，１９６２年以后大大强化了出身。青少年按出身划为“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黑五类”（地富，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对大量海外关系进行有罪推定，搞不清楚就是“特务嫌疑”。

　　１９６６年秋几乎把所有干部定为走资派，其子女就成为“黑帮子弟”。审查干部和知识分子数年，在问题未查清时实行“有罪推定”，子女家属从上大学到分配工作，出身越来越重要。

　　党的阶级路线被称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毛泽东后来提出了“可教育好子女”的概念，许多年轻人为了找出路，和家庭划清界限，揭发批判父母，断绝家庭关系。最典型的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顾准，他两次被划为右派，夫人自杀，五个孩子脱离了关系。顾准到了肝癌晚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同事联名写信要求给他摘右派帽子，军宣队让顾准写个检讨。他一辈子没低头，为见子女最后一面，写了三个字“我有错”，军宣队给他摘了帽子，通知子女来见最后一面。没想到五个子女天涯五处，谁也不来。此事被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写入回忆录，说顾准死前极端痛苦。易中天亦写长文抨击此事，成为文革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典型事件。

　　⒉第二个层面是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矛盾。

　　１９６４年“四清”时高干子弟“组织阶级队伍”，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工农子弟没文化，知识分子子弟靠不住，以后革命干部子弟要接班”。

　　四中有些班级开始批判“反动学生”，“白专学生”。我班刘燕成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比较娇气，中午吃白面包，被贴了满墙小字报。英语老师也因“小资产阶级腔调”被同学在课堂上质问。有些高干子弟去北京市请愿，要参加本单位四清，常务副市长万里训了他们一顿，说再闹就把你们抓起来。四中校长杨滨是三八年延安干部，这批中学校长级别高，敢作敢为，提倡生动主动活泼学习，使我们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前夕，仍能在初中安心学习两年。

　　我的时间表；早６点起床，骑自行车２０分钟到校，扫操场，打篮球，跑圈。７点吃早饭，７点半早自习，８点上课到１２点。夏天午睡到两点半，用课桌课椅拼床，躺在上面不敢翻身，但大家睡得很香。下午４—５点在操场锻炼，在校吃晚饭。晚上６：３０—８３０做代数作业加预习。我代数英语稳拿１００，作文几乎篇篇是范文，有综合学习优势。１９６６年５月已接到四中校方的通知：跳级保送，不上初三不考试，直接上四中高中。再学两年１８岁，保送上北大没问题。当时还有中央安排的法国留学项目，推荐的学生除去三好，还需出身好。
如在四中上完高三，基本知识就非常牢靠，许多学生可以上北大清华，百分之百上大学。我以后虽多年刻苦自学，还是吃了没上高中的亏，再有创造力也成不了“专家”，余永定说我是“野路子”也没错。我找准了自己定位，安于“非主流”，还不至于钻牛角尖出不来。我见过这类民间学者太多，虽能钻研但思维封闭，有自己一套小阴阳八卦，进得去出不来，和外界很难交流。我替他们惋惜，说需要上大学，有点数理化和逻辑训练，但他们已听不进去了。

　　⒊１９６４年起，极“左”路线在四中迅速发展。

　　（１）劳动越来越多。

　　刚上学就下乡劳动１０天，我体力不行，右胳膊也不能吃力，左手用镰刀特别扭。以后每学期两周在校工厂劳动，我给班主任王兆骥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要照顾，坚持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王老师在班里读了这封信，大加表扬。但工厂做钢丝绳卡子，套扣要用两只胳膊使劲拧，我连腰的力气都使上了，两周下来已为强弩之末，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以后就不再让我参加劳动了。

　　我右臂不灵，用不了镰刀，铁锹，扳子，这些工具都是为右手设计的，左手没法用。在那崇尚体力，贬低脑力劳动的年代，我参加过许多体力劳动：小学工厂劳动开机器做象棋，去四季青公社摘白菜；中学两年下乡四次；工作以后在工厂８年，干三年机加工，“以工代干”后又去西城区干校喂半年猪，每月加夜班７—１０天。１９７７年上了大学，还去农村劳动１０天。脏活累活干得太多，左胳膊肌肉很早劳损，脊椎弯曲；颈椎病，肩周炎延续数十年，我是在疼痛中度过一生的。多年来用笔写文章，右手大拇指都劳损了。４０岁以后改用电脑，对颈椎还是有压力，随年老越来越痛。即使按“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来评价，我的努力也到位了。余永定他们比我大一个年级，不知谁出的馊主意，组织中学生掏大粪。他们浑身都散发着大粪味，洗也洗不下去，过年时亲戚不让进门。老三届许多人有慢性病，肺病，腰肌劳损，骨折，都是年轻时参加重体力劳动落下的病根，怎能不刻骨铭心？

　　（２）通过忆苦思甜，改变学校评价规则。

　　“红五类”子女有出身优势，工农子女回忆父辈饱受地主资本家剥削打骂声泪俱下；干部子女回忆父辈英雄事迹慷慨激昂。他们通过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将学习好的平民子弟压下去。

　　（３）公开废除考大学

　　有的高干子弟曾给党中央写信，说按分数考试打击了红五类，要求废除考试制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没接受，说国家建设需要科学知识。大概又是康生捣鬼，１９６６年６月女一中和四中的高干子弟倡议取消高考，高中毕业生一律去当工农兵，然后再推荐上大学，毛泽东批准了。

　　我这类学生是废除高考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再上大学已２６岁，整整延误了１０年。

　　第二个打击：就是我因为学习太好，反而不能入团。两年下来十几名同学入了团，都没我的份。后来我问王兆骥，他说当时觉得我“有点白专”。我很吃惊，我是中队学习委员，拼命参加劳动，怎么还不行？

　　最后我才悟出来，不能入团是因为学习综合第一。当时组织批判“白专学生”，矛头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１９６６年６月红卫兵成立，说共青团是“修正主义青年团”，“核心组”吸收了我和王小均两个“职员子弟”，虽为陪衬，也说明我表现的确不错。

　　（４）加入红卫兵完全以出身为标准

　　第三个打击，是不让我加入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８月份，团支部书记陆丹丁来我家，核实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年份，我说１９４８年，他很惋惜，说红卫兵限制在１９４５年。我说我母亲１９４９年入党，父母加在一起不行吗？他说不行。我班类似情况有晁明忠，高永迈，刘明等许多同学。

　　１９６６年６月份校党委瘫痪，“高三学生联合团支部”掌权，让每个学生填出身。　我班高永迈的父亲１９４６年入党，父亲要求他填职员，不填革命干部。晋美的父亲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填“农奴主”，说明他们本分老实，在最关键时都不去争出身。我们这些人出身不错，兄弟姐妹在其他学校都参加红卫兵，只是四中高干子弟太多，把我们边缘化了。这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矛盾。

　　从这次遭遇，我特别体会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

二．初中后两年：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一）深刻认识和研究文革

　　２０２１年是《五一六通知》发表５５周年，我已多次建议党中央允许公开进行文革研究。

　　我认识一些文革派，都是民间学者，值得尊敬的是河南袁庾华。他原是大型国企管理人员，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负责人，相当于省级干部。后被作为“三种人”判１５年刑，出狱后一直积极从事思想整合，在本地威信很高，他为人真诚，热心助人，也有许多人帮助他。

　　袁庾华在河南给我办过讲座，也来北京访问过我，我请他吃饭，他再三说吃饭无所谓，借书最重要。我说你随便挑拿走就是，结果他抗走一大包。他真诚信仰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和工人打成一片。我说我也一样真诚地奋斗了１０年，但这只能是少数人的自觉，不能成为普遍政策，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愿这样做。

　　袁庾华感念于心的是１９６６—１９６７两年造反夺权经历，他认为那才是体现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真正文革”，至于前４年准备，后８年停滞，都不算文革。

　　我说，你这是偷换概念啊。不过可把这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两年划出来作为文革的核心阶段。你要承认文革失败，但他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责任。还有武汉田力为，一边经商一边调查文革史，深入到许多地区，他说两派斗争是当权派挑起的，破坏了文革。

　　我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袁庾华觉得有意思，到处传播这两句话。

　　改革开放４０年了，党中央秉承“不争论”原则，只给文革扣上一顶：“历史浩劫，经济崩溃边缘”的大帽子，却严格控制学术研究和公开批评。结果“文革学”在海外成了学科：中国学者反要去美国香港查材料。这不仅在学术上荒谬，也不能阻止文革派顽强发声甚至小成气候。年轻人对文革一片空白，没记忆没实感没免疫力，如文革改头换面再次出现，他们会不知不觉卷入其中，甚至觉得很解气。

　　争论不可怕，抹去历史记忆才可怕。文革发生的关键是决策者发动或纵容，但其根源埋藏在人性里，潜伏于社会矛盾中，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再度出现。数十年来那么多人捶胸顿足地保证，文革再不可能发生，现在他们不一定敢说了。

　　法律规定档案３０年解密，从１９６６年算起到２０２１年是５５年，从１９７６年结束算是４５年，一些优秀的专家如印红标、徐友渔、秦晖已七十有余，袁庾华已八十有余，再不开放研究，文革史将失去最后一批见证人，这将是中国最大损失。

（二）文革的本质和特点

　　数十年来对于文革，官方是彻底否定，民间文革派是盲目肯定。但大多数人对“文革”概念和核心特点没搞清。依据１９６６年《五一六通知》的说法：

　　第一，遵循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经４年舆论准备，形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实行全面专政。

　　第二，运动的重点是三种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三个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定义，不是以行为定罪，而是以身份定罪，从根本上破坏了依法治国。具体做法是一斗二批三改，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准备三年完成。

　　第三，真正“史无前例”的是：文化革命不是依靠党和行政系统，不是依靠公检法和军队自上而下安排的，党和政府管理部门大部分停止了工作。检察院和法院一关门就是８年，基层党委瘫痪，工作组被撤销。文革机制是：

　　（１）神化的最高领袖直接发布语录，称为“最高指示”，直接通过《人民日报》通知全国人民；
　　（２）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党中央书记处，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凌驾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
　　（３）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好像１９２６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的农民运动。
　　（４）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提出“造反有理”。红卫兵冲上社会“破四旧”，使用了群众暴力，称为“红八月”；１０月份中央文革又鼓动成立群众组织造反夺权。群众组织越过了中间管理层，直接组织起来，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第四，自由派把文革归结为“专制”是不准确的。专制是最高领导一个人决策，通过中层（国家机器）来管理下层，而文革是把领袖神化，直接依靠群众打掉中层，这是民粹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路数，在中国民间亦有历史积淀，如墨家在农民起义中的影响。

　　自由派一直没抓住这点，把任何“左倾”简单类比为文革，降低了理论解释力。

　　第五，毛泽东的目的是：

　　（１）“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
　　（２）“五七干校”式的社会组织形式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以上海为起点，搞“三结合”，军代表为一把手，有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的理想是：不搞“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企业，在人民公社层面“四合一”；有基层的人民民主选举和监督，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舆论监督。１９６７年各单位成立革委会，毛的目标已实现。

　　第六，文革派辩护的理由之一，说这是“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是社会主义实质民主，比资本主义形式民主要真实。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大民主缺乏操作性，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控制不住。

　　（１）群众暴力盛行，大部分领导干部，许多知识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法律把“暴力”区分为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黑社会），但还有一种“群众暴力”，是起义造反，打砸抢烧抓，如法国大革命。中国文革尤为典范，它不是群众运动失控的结果，而是最高领袖直接发动群众的结果，有正义平等革命光环，有美学吸引力。
　　（２）大部分庙宇古迹被捣毁，古籍文物甚至私人日记，私人股权和房产证被焚毁；
　　（３）全国派性武斗，群众分裂成两派。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判断有误。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双方都打着毛泽东旗号，还是要分裂武斗，直至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激怒毛泽东，下决心停止文革。拿掉王关戚，抓“五一六”，整肃造反派，知青上山下乡；１９７１年撤销“三支两军”，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已不是毛泽东的文革理想。

　　第七，毛泽东晚年不去纠正文革，听任康生四人帮继续推动“极左”路线。

　　（１）毛泽东指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让张春桥写这类文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搞空想社会主义甚至空想共产主义；
　　（２）１９７６年批儒评法，继续“破四旧”的思路，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３）各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农村所有贸易，城市票证供应越来越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提高工业化积累，把全民消费压到极点；在工厂取消奖金，依靠政治运动，长此以往效果递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
　　（４）以基层介绍信代替法律，一切需要单位公章，如结婚离婚，调动工作，迁居探亲，报考大学，住宿旅馆等，公园晚上六点以后有“工人民兵”巡逻，抓们抓谈恋爱的。女孩子不敢穿花衣服，不敢梳妆打扮，不敢带手表，流行“六百公分”的故事。

　　经１０年实验，个人自由被压低到最低限度，但个性不可能被抹杀，而是变为“负能量”，消极，失落与绝望，社会死水一潭。文革终于受到大多数人反对。

　　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出山给了人民希望，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１０月抓四人帮，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又经两年过渡，经历了激烈的思想理论斗争，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确立改革开放路线。

　　第八，文革有两件“副产品”需要一提：

　　（１）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大串联，在基础设施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上亿青少年全国免费旅游，促进了社会化。１１月份我串联一个月，从承德到哈尔滨上海重庆。重庆山城夜色美丽，头上脚下一片灯火。山路之崎岖，拉车之艰险令人惊愕：十几个妇女拉车上坡极费力，下坡更危险，一大半人站上车尾压着，几个人驾辕，山路１８０度转弯，一旦失控，车毁人亡在所难免。重庆妇女之吃苦耐劳世间罕见，我一直奇怪，男人怎不拉车？

　　回京路上，我从火车上望去，铁路两旁一队一队的少年，个头很小，打着红旗向北京方向走，感人至深。想起小学时我们收到全国小朋友的信，羡慕我们生在首都北京。大串联开全国青少年眼界，激发理想热情，不能因为文革错误，就否认人民的热情本身。大串联后我的性格从内向变成外向，整个变了一个人，当时只有１５岁。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晋美美国来信回忆５５年前：“我们上了峨眉山金顶，难得的好天气，看到西方很远的雪山山顶，当地和尚说是喜马拉雅山，我们深信不疑，回来到处跟人讲。多年后发现喜马拉雅山离峨眉山远着呢，不可能看到。从峨眉山往西不到２００百公里进入青藏高原，有好多大雪山，如贡嘎山，大雪山等，估计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雪山，峨眉山的和尚们以为那就是喜马拉雅山！”

　　（２）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培养革命接班人。“老三届”一去农村工厂就是十年八年，青春有悔还是无悔？我认为不能用开历史倒车的办法，去缩小三大差别，不能牺牲一代人去培养少数人。

　　我们年轻时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代人付出了代价，后悔无穷，不可能“青春无悔”。只有极少数人在逆境中能有造化，并非人人如此。绝大多数人的损失已不能修复和弥补，非常悲哀。唯一积极的东西是总结教训，告诉历史不能重演文革悲剧。

三．红卫兵和造反派

（一）以高干子弟主导的红卫兵运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月）

　　北京市文革初期大学闹得最欢，中央文革直接培植“五大学生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院王大宾，他们８月份揪斗王光美，策划“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一个月之久，目标是打倒刘少奇，由此扩展到全国造反夺权。

　　但更加触及青少年命运和灵魂的是出身问题。

　　⒈１９６６年血统论大爆发，以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引起社会大辩论，代表作是谭立夫讲话，堪称历史杰作（附件一）。

　　⒉文革兴起标志是以“群众暴力”取代国家权力。１９６６年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使用了暴力，反复抄家，打人愈演愈烈。北京四中墙上贴着“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校园弥漫着血腥气。最悲惨的是被抓进劳改队的校长老师，忍受非人折磨。某学生创作了“嚎歌”让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并注明要“嚎叫地唱”，堪称历史绝唱。

　　王行国老师回忆录写得逼真，学生可随意去劳改队打人，他一天挨好多次打，身体都打坏了。１９６８年有一段短暂解放，王兴国在校工厂工作，向革命委员会汇报发展规划，讲了两个小时，思维极其清楚。他被打成右派后，一辈子就完了，如生在改革年代，一定是优秀的管理人才。

　　⒊主张掌握政策的温和倾向四中学生里出现“温和策略派”。如孔丹，秦晓，马凯，李三友等一些高干子弟，他们在高中就入了党，学习也好。作为学生骨干他们是依靠对象，但他们认为运动要通过党组织领导。１９６６年夏天工作组撤销了，校党委瘫痪了，高三学生以“联合团支部”名义接管校政权，随后组成革命委员会，孔丹为主任。

　　孔丹回忆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运动卷进去的，并不情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止武斗抄家，保护本班同学，制止学生群殴老师校长。杨滨说过“是孔丹救我一命”，她当校长时把孔丹树为全校标兵。

　　在中山公园“四六八中揪斗工作组大会”上，北京市教育界领导跪了一排，大会开到一半，突然上来一个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打着红旗，一只脚踩在教育局长背上，全场一片沸腾，鼓掌，喝彩。我校红卫兵领导人张小刚等上前极力拉开打人的红卫兵。

　　为维护秩序，周恩来叶剑英支持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李三友起草《西纠通令》不许武斗。但纠察队到处保护老干部，和文革“整党内走资派”的目标背道而驰，终在１９６６年底被中央文革取缔。

　　１９７８年我和印红标在长春南湖划船，有一次长谈。我们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同学，没想到大学又在一起。当时对文革有深刻反思。印红标说，我们的思维方法要改进，不能只用文明一元论，也要用多元论；他要研究文革史。他认为，“西纠”是最早规范红卫兵运动的尝试，有积极意义。

　　我认为：既然文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凡推动文革使之更激烈的行为是错的；能阻止过火做法稳定秩序，就是相对正确的。

　　印红标说：四中两派学生都做的不错，说明学生素质高。高干子弟是老三届里组织性最强，政治资源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自己利益有清晰认识。

　　我说：高干子弟里“温和派”有希望，文革对他们的锻炼足够大了，他们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群众，以后亦不会启动文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文革是简单否定，对参加者不分红卫兵，老红卫兵，造反派，西纠，联动，一律斥为“暴徒”，这是不公平的。学生尚未成年，无论哪派都不是暴徒，而是“信徒”，他们是出于信仰做了错事，责任在发动者。改革开放后中央狠整“三种人”，材料入档案，不许调工作，不提拔重用，但没涉及学生，就是因为学生相对简单，里面也有许多干部子弟。

　　我后来六次工作调动都要看档案，是不是“三种人”。北京四中给我开过一个证明：杨帆在文革期间表现较好，未发现三种人问题，能带头上山下乡。

　　这也是对我的肯定。

（二）造反派追求平等的努力

　　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文革开万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讲话说纠察队是“保爹保妈派”，要抓后台。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学造反派的崛起。

　　１９６７年２月份毛泽东下令“三支两军”，解放军进驻学校掌权。四月三日中央文革严厉批评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借军训机会解散造反派；四月四日又出来维护军训。造反派大多数成为“四三派”，反对军训。“新四中公社”的策略派王祖鄂等称为“不三不四派”，积极参加军训，取得了军训团的支持。

　　１９６７年９月成立新革委会，主任是军训团营教导员姓徐，有５位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每年级一个：副主任是许健康（高二二），委员是王祖鄂（高二二），高中（高一一），魏秋华（初三），杨帆（初二），都是新四中公社的。老红卫兵组成的“革命造反兵团”，因许多高干子弟家里出了事，只拔出工人子弟刘延安。

　　⒉遇罗克写《出身论》对体制批判更深入，代表了建国３０年来“黑五类”子弟受压抑的心声，遇罗克被枪毙了。北京四中牟志京办《中学文革报》，赵京兴等参与了研究。这矛盾虽尖锐但毕竟会淡化，我更关注新体制内的矛盾：即高干子女和平民子女的矛盾，这是新社会内部平等和现实的矛盾，现在三代人过去，老的出身问题消失了，新的特权又产生，刚性化为新特权阶层，从“我爸是李刚”，到“拼爹”，极其严重，证明了我的判断。

　　老三届四中校友，平民子弟当部级干部的有十几人。有成就的主要在文化教育界，成名成家者甚多，如陈凯歌（导演），北岛（诗人），余永定（经济学家），沈志华（历史学家），戴士和（画家），朱景文（法学家），许健康，赵京兴，张帆（经济学家），杨百揆（政治学家），刘北成（历史学家），刘世定《社会学家》，唐晓峰，杨百朋，沙亦强，刘达伟等，去外国定居的也不少。

　　⒊我在四中崭露头角是因在初二年级搞大批判，组织军训，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四件事，第一件是错误的，后三件是维护秩序，相对正确。我家里没受冲击，参加造反派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和王祖鄂类似。我们是温和派，努力促成两派联合，被选为军训排长。核心组有老红卫兵李棕，他是工人子弟原为班长。我们这派有李彤，郑宝生，陈国恩，黄建中等，这是我第一次“超越左右”。

　　我全力组织军训，因脾气急躁，得罪了许多同学，没两个月就被选掉了。刁国威说咱班不能没杨帆管事，大家同意我继续当军训排长。１９６７年夏天同学越来越少，我说剩我一人也要坚持。有几个同学受到感动，每天来学校和我一起搞大批判，有李彤、王小钧、郑宝生、张立和等四人。郑宝生家在前门，张立和家在郊区农村，每天上学要花两小时，我和张立和每天下午要打羽毛球，然后他才背着书包回家。我和王小钧在研究生时期在长春遇到，　他在东北师范大学学语言，后定居美国。我们在１９６７年那一段共同奋斗，是难忘的。

　　当时我父母闹离婚，我精神非常痛苦，干脆搬到教室住，搭起课桌，铺上毛巾被，１９６７年夏天睡了三个月。教学楼的窗户和电灯泡全被人拆走，晚上漆黑一片，对面是空荡荡大操场，晚风吹进来非常凉爽，我的心情才得以缓解。天气冷了，我搬到一个小洗澡间的长凳上住了一年，下水道气味难闻，我都忍受了。

　　我为军训殚精竭虑，终于爆发神经衰弱，不能入睡，头痛的厉害，大夫开了“加当”每天一片很管用，后来我才知是强力安眠药，赶快停用，改为打篮球，半年才调整过来，但落下了病根，以后五次爆发失眠。我扎过针灸，吃过各种药，如六味地黄丸，安神补心丸，柏子养心丸，酸枣汁，五味子。我自学《农村医生手册》，因自己病太多，也成了半个大夫。４０岁以后断断续续吃安眠药直至今日。安眠药没那么可怕，副作用不大，只是有抗药性，不能连续吃。现在我仍睡不好觉，办法是洗脚，按摩穴位，听音乐，自我暗示。我和失眠斗争了一辈子。结婚后家庭和睦，特别是道路经济研究所不坐班，可睡午觉，没了紧张因素，失眠才得以缓解。

　　１９６７年我们坚持了一暑假，１０月份开始“复课闹革命”，课桌课椅早被偷光，我们挤在几个长条木板上上了一个冬天课，窗户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是不是很冷我记不得了。我班从１９６７年３月到１９６８年上半年，一年多基本没间断，其他班早没人了。有一次高永迈、晁明中、刘深到我家，无意间看到我母亲写给法院的材料，才知我家不幸，他们很是感动，晁明中至今还说，我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思想有影响。

　　我经常想，当时大家都逍遥，我非要搞军训，喊着口号，排队练操，复课；为了搞“斗私批修”我反复和许多同学谈话，动员他们“灵魂深处闹革命”，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这样的努力值得吗？

　　我的信仰与“三观”很早树立且很牢固，在以后两年失业，８年工厂，７年大学重病，各种挫折苦难中，在反对学术抄袭作弊中能坚持下来，全靠信仰的力量。少年时代既已树立了信仰，再放弃或更换，有害无益。

　　我１９９０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第三代》，概括老三届心理的基本矛盾是“传统心理结构与现代思想内容的矛盾”，我以后抛弃和反思的是“极左”的内容，而不是信仰本身。

　　对其他同学来讲，我费尽心力把大家拉倒一起一年，有什么意义？

　　北京四中高干高知弟子成群，最感压抑的是贫苦市民子弟。我班高艳洲出身贫寒，大家叫他“小市民”，他深受刺激破罐破摔，常在班里胡闹。经我多次谈心，他做了“斗私”发言，声泪俱下，从此变成一个有追求的，积极向上的人。后来他去香港投奔兄嫂，奋斗３０年，现携全家移民英国。另一同学王觉非，其父当过司徒雷登秘书，戴“历史反革命”帽子３０年，在协和医院负责挂号；他母亲没工作，年不过４０已须发斑白；４个兄弟姐妹，全家挤在两件破平房里。我去他们家多次家访，他父亲说无论多困难也要让孩子上大学。王觉非去内蒙插队又得了肝炎，每年回家先找我借自行车，一借就是一个月，我即改为跑步上班。由于表现优秀，王觉非终于克服了出身的限制，被推荐到内蒙古外语学院当工农兵大学生，还在同学里娶了一位教授女儿为妻，可谓苦尽甘来。后来王觉非移居美国，和同学不再来往。他父亲说，儿女们要接他们老两口去住，他们都不去，那个破平房已住惯了。

　　１９６８年底插队前，有几个同学向我借钱，每人２０元。其实我父母正闹离婚，父亲每月只给我１５元，母亲每月工资１００元，当时心情极坏。我怎么好意思拿母亲的钱借给同学？这次倒是母亲比较大方，她看到郑宝生艰苦好强，颇受感动，送给他一些衣物。至今还有一位同学没还钱，且再不见我。以后我看见小说里说：“不要借钱给朋友，这样既失了钱又失了朋友。”真是伤心悟道之言。此类事我做的多了，只当捐献。

　　作为革委会干部，我曾去郑宝生妹妹学校讲情，希望把她分在北京工作；我也主动报名去山西插队。以后失业两年，没在毕业分配方面得四中一点好处，同学们对我，才真的有点佩服了。有一天我看到王小棣用自行车驮着他母亲去医院针灸，他母亲每年冬天要犯腰痛病，痛的起不了床。不仅花钱而且太麻烦，腰痛怎能坐自行车？我给他母亲试着扎了几次，他母亲说挺管用，非常高兴。

　　有一张我们班同学打着“红卫兵”旗的照片，一群１６岁的孩子，是那么年轻，脸上充满稚气，手捧红宝书，挂毛主席像章，十分虔诚。１９６８年许多同学参加了《新四中公社》合唱团，唱《长征组歌》一个暑假。这是冲着“老红卫兵”去的。刘辉宣组织了一个干部子弟合唱团，到处唱《长征组歌》。我们造反派也唱，表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革命不分血统，你们要继承革命事业，我们也要继承。

　　造反派在政治上紧跟中央文革“打击走资派”是错的，但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挣脱出身枷锁，自己组织起来自称“红卫兵”，是争取“人人平等”。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能考大学，不能串联，不能组织战斗队，这是政治歧视。我不相信班里同学就不想获得这些权利。后来我在工厂８年，常组织青年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由人事部门列名单，出身好的每次都可以去，出身不好的轮流去，他们都感到很荣幸。

　　打破出身限制，争取权利平等，是正确的；但文革以“群众造反”强行拉平三大差别，杀富济贫，这种争取社会平等方法，不能带来真正社会平等，只能形成特权阶层，扼杀个人积极性创造性，造成社会大倒退。这是我在文革末期才领悟到的。

（三）傲慢偏见与反思道歉

　　１.２０１１年北岛，曹一凡等四中学生在牛津出版社出版《暴风雨的记忆》，１８篇文章有老红卫兵刘辉宣，秦晓，刘东的３篇，其余都是造反派。

　　王祖鄂文章犀利，题目是《为追求平等而斗争》。他承认：西纠对红卫兵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暴行有抑制作用，“然而他们仅凭血统高贵就高高在上，让我等心灰意冷”。“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５日，一个千余人的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成立了，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政治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独特才华智慧。由于奉行温和政治立场，军训团明确表态，承认并支持我们。”

　　王祖鄂的文章未反思文革，直接批评西纠也不妥，一语激怒秦晓，他说大家应多检讨自己不应攻击对方。但他在回忆录里还是反击了。“现在一些当年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写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更激烈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到现在都不觉悟不反省，这从一个侧面又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和影响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一直威信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卖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后来学校军管会认为我们反文革反江青，把我们抓了起来。”

　　孔丹在２０１２年出版回忆录里也提到此事，且直接点了我的名字，看来此事对他们刺激挺大，一直没有人为此道歉。他们为什么拿我开涮，我也很奇怪。因为我在１９９０年就向李三友道歉，以为此事已了。本是高中同学策划的，我一点也不知情。

　　秦晓“看不起”对立面的说法，表现出高干子弟的傲慢。四中同学里能人很多。新四中公社也有明智之举，如积极支持军训，团结大多数，解放校长杨滨等，甚至主动援救“老红卫兵合唱团”。１９６８年有一天刘辉宣带一群男女红卫兵，在四中大阶梯教室唱《长征组歌》，外校一批造反派学生全副武装杀入，新四中公社许多人赶快出来挡住，刘辉宣要拼命，被杨小青拉住了，这是刘辉宣在回忆录里亲笔记述的。

　　但秦晓的警告长期看是有道理的。文革思潮存在于许多人心里，未真正反思是事实。我有一位艺术家同学和密切交往数十年。他前年说毛泽东是为了反对苏联，保护中国利益才搞文革的，同时抵抗两个超级大国，需要在国内自搞一套。我说，我看不到有这种需要，他竟和我绝交了。有一篇赞扬他的文章，说自己是工农兵学员，当时只要表现好，推荐制照样上大学。

　　２０１１年满六十，并未“耳顺”，说明四中学生内心高傲，过于自重。大部分回忆录是客观深刻的，文笔也好，但缺乏公开直白的反思，内心深处仍有傲慢与偏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３日疫情稍缓，我去访问王祖鄂，３０年未见，他发作过一次脑溢血，柱着拐杖，两鬓斑白，老态龙钟，但思维还很清楚。他回忆道：

　　“我祖上在河北省定州西关大户，是搞典当的。和杨帆的祖上不远。１９３７年逃难到处跑，我是在天津出生的。父亲在天津上大学学土木工程，１９４８年参加了铁道兵，专门设计火车站，全国除西藏和海南都跑遍了，特别是在新疆修南疆铁路，干了几十年，以副师级退休，文革没受冲击。母亲生了我们兄弟五个，基本上不工作。原住北京展览馆旁边铁路宿舍，我上西直门外小学，考上北京四中一直到高二，上了七年。
　　“四清那段，我们班没批判白专学生，大家关系还好。有一批高干子弟觉得学校没执行阶级路线，压制红五类，让出身不好的当学生会主席。他们去北京市委情愿，让万里给骂了一顿。当时批判的“反动学生”有高三五周孝正；“白专学生”有高一的高毅存。
　　“我们是１９６７年搞的造反派。我班许健康，伍怡龄，黄琪等成立《星火燎原》战斗队。初三四牛硕如成立《东方红公社》，我们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
　　“我出身没问题，参加造反派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许健康是主要领导，他爱往外跑，主要事务是我处理的。１９６７年２月份军训团进入中学，在感情上倾向于干部子弟，但干部子弟不参加军训。４月３日我写了一份大字报，支持军训和复课闹革命，军训团高政委写大字报支持我的观点。公社内部也有反对我的但没公开分裂。有人贴大字报奚落说，欢迎王祖鄂参加革命造反兵团。”

　　王祖鄂同意我的看法：西纠和联动有区别。西纠是想帮周恩来稳定秩序的。王祖鄂现在对文革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说不能用老百姓做实验。

　　我又采访了许健康。他说：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康生骂李钟奇很厉害，大字报一夜贴满全北京。４月４日关锋王力讲话要求中学生军训。我问这是不是中央文革有意搞分裂？许健康说，可能是他们感觉说过分了。这件事惊动了毛主席，晚上亲自出来看大字报。

　　１９６７年抓孔丹是这样发生的：几个老帅和中央文革吵，反对文革，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孔丹他们说要和革委会负责人对话，辩论“复课闹革命”问题，实际是与中央的斗争做配合。许健康被他们骂了半天也没说什么。上边很敏感，《人民日报》很快发社论把孔丹他们顶了回去。新四中公社一些高中生整理了他们反中央文革的材料，革委会主任徐教导员搞不清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就同意把孔丹、秦晓、李三友、刘辉宣、王尚荣五个人隔离审查了。

　　校革命委员会派我带一组学生去抓李三友，赶上孔丹在他家下棋，就一起带回学校了。刘辉宣脾气最大，先和王祖鄂吵起来，高中生们就让我负责刘辉宣的案子。我胆子大，拿出刘辉宣的日记让他自己看，都是骂江青谢富治的。他这次态度好，坦率承认是他写的，并注明“问题严重”！以后我再找刘辉宣，他就什么也不说了。军训团知道自己被卷进去了，很恼火，４０天后强令放人，此事不了了之。

　　我问王祖鄂许健康，当时谁整的材料，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出来解释清楚，让我一个初二学生“背锅”？王祖鄂说记不清楚了，许健康承认有错，不应隔离审查学生，在政治上孔丹他们是对的，如见到要向他道歉。我说算了吧，我已替你们道歉了。

　　事有凑巧，２０１６年左右，刘纪鹏请孔丹来政法大学讲座，我即向孔丹道了歉，也请他向刘辉宣转达歉意。他说你当年初二是个小孩，懂什么呀。以后我们谈了三次，许多看法很一致。他让我向许健康问好。

　　许健康去美国２０多年，给马克思主义者沃伦斯坦做助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一个《内部参考》，年已七十还在勤奋工作，但膝盖剧痛已难以走路。他说，他们杂志常转载孔丹的观点。

　　孔丹谈起往事最上心的，一是由于他的冒失，在风口浪尖上搞西纠，没想到会殃及母亲。他说这就是宿命吧。二是秦晓出国留学后观点变了，怎么劝也不听。作为师弟我只能表示对他高度尊重。本可在研究上合作，我们都认为用“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要好。可惜孔丹周围有人极力反对，我也不强求，这种事我遇到多了，也不生气，万事随缘，顺其自然。

　　有一次我对刘纪鹏说，你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使我有机会向孔丹道了这个歉。刘纪鹏说，道不道歉有什么关系啊？旁边杨建说，主要是杨帆自己心安了。我说，知我者杨建也。刘纪鹏也很高兴。

　　我和孔丹５０年未见，年近七十，能当面把话说开也很好，更重要的是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能坦诚沟通，有基本共识。这不是个人恩怨，是有社会意义的。从１９７８年我在吉林大学和印红标对话，终于在４０年以后公开表达我们的看法，是一件好事。

　　文革以后清理“三种人”，有些人把孔丹给扯进去了。孔丹给陈云写信抗议，陈云批示：他们不但不是“三种人”，有的还可进入第三梯队。在党中央直接培养下，孔丹、秦晓都成为部级干部，问题已解决了。

　　阎淮的回忆录，全面地记录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陈云亲自抓“第三梯队”的过程，在中组部成立“青干局”，由李锐当局长，阎淮是成员。我向他求证，流传甚广的陈云指示：“要培养自己的子弟接班，这样至少以后不会挖共产党的祖坟，元老每家出一个第三梯队。”他说无此话。但上行下效，地方跟风，提拔干部子弟很广泛，有些家族提到部级的也不止一个。

　　社会上对“西纠”仍有误解，我认为主要是受到老红卫兵和“联动”牵连，开武斗先风的是他们。以后他们反对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联动延续了暴力作风，六次冲公安部，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穿着军大衣，带着红袖章，挥舞大皮带，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打群架，著名的“扎死小混蛋”事件，都给人民群众留下坏印象，直至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党代表都不给高干子弟投票。

　　对“西纠”这段历史，陈云批示一言九鼎，已成历史事实。印红标作为文革史专家的评论，也有意义。我既背上了这个锅就不能逃避，不过我的意见如何并无份量，自求心安罢了。有感于孔丹所说，由于自身当时的地位，被运动卷入风口浪尖，身不由己，想做策略派而不成，两边得罪，甚至殃及亲友，这处境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是有规律的。

　　自己的行为最终对得起历史和人民，既不后悔，也无怨言，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式信仰”。

（四）政治运动中的四中校长与教师

　　优秀的学校一是有传统，二是好生源，三是有名牌校长；四是有名牌毕业生为教师。

　　文革在中学的最大损害，第一是让校长教师在学生面前名誉扫地，颜面无存，造成极大的精神甚至肉体伤害。学生目睹校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个人野心家”；老师一个个被揭老底，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嫌疑”，“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破鞋流氓”等。刘文明老师给前妻的信被从档案里泄露，抄成大字报，说你不要什么都听组织的，不要做“大耳无心的兔子”，在学生里成为笑料。教师分派，贴大字报互相搞臭，最后一个是我班主任王兆骥，他年轻，实在没什么可抹黑的，终于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假装天真烂漫”，成为罪状。

　　第二是损害了学生的品德。学生心中的权威和偶像被破坏了，对老师校长从尊重变为怀疑；从嘲笑到恶作剧，到进行人格侮辱，围攻批斗，抄家暴打。

　　第三是教师队伍彻底分裂。从１９６４年两个四清工作组，文革初期造反派，工作组，造反派，军训团，工宣队，党委一元化领导，每次都是一派上台整另一派，来回折腾了８次。改革以后“不折腾”的政策之所以得人心，就是２０多年政治运动把人折腾苦了。

　　１９６８年我在革命委员会，旁听了“清理阶级队伍”，目睹我熟悉的老师一个个被整倒整垮，战战兢兢地交代历史问题。有一天朱鉴民老师向我诉苦，说被隔离审查６天了，一刻没睡，希望看守他的学生们能安静点。我说了学生几句但没认真管。过几天听到朱老师自杀的消息，心中后悔。文革中四中老师有５名自杀：总务刘庆丰因贪污被隔离审查期间“畏罪自杀”，后来不知是不是冤案；其余老师肯定是被迫害致死，女教师刘承秀竟割喉而亡。

　　第四是领导干部遭受严重迫害。副校长刘铁岭、俞汝霖，教导主任屈大同被斗多次。受折腾最大的是校长杨滨，因心直口快得罪许多教师，拼命整她。最反对杨斌的教师王军进了革委会，此人奸诈无比，抓住杨滨一句话：“彭真水平高，四清要是林彪领导，非左倾不可”。这话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会议记录者是教导主任赵如云。我们发现记录是伪造的，连要打倒杨滨的人一看都傻眼了，伪造字迹太明显了，他们就改口说“即使没这句话，杨斌也是走资派”。在军训团支持下１９６８年第二次把杨滨定为走资派，在各班轮番斗争数十场。也是恶有恶报，王军和本校护士奸情暴露，被我们在革委会臭骂一顿，退出革委会。１９６８年秋天军训团撤离，工宣队进校，他们是造反派。但没多久被原单位作为“五一六”清理，教师队伍又翻了两个个儿。为派性利益某些教师丧失人性，把校长杨滨做牺牲品，捏造言论制造冤案，至今未做处理。像赵如云、王军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学生，应定为“三种人”，在他们手上是有血债的。

　　刘铁岭副校长也值得尊敬。我姑姑杨荣梅说，每年从高三政治辅导员里选拔优秀学生党员留校，北京四中著名的有刘铁岭，马凯等，他们入党时都是我姑姑亲自找他们谈话。刘铁岭德才兼备，四清时已是四中二把手。他的一句话被当做“个人奋斗”典型，在文革中痛加批判：“我的规划是３０岁当区委委员，４０岁当市委委员，５０岁当中央委员。”文革开始他被打倒，区区一个处级干部，在中央单位是群众，在基层重点中学就不得了，刘铁岭在劳改队受苦极大，连续被批斗两年多。１９６８年延安遭灾，周总理说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要求北京选拔一批干部支援延安，管理插队知青。刘铁岭积极报名一去５年，虽有离家之痛，但当时两地分居非常普遍，比起在四中挨批，政治上有了出路。出发前培训时我去看了刘铁岭一次。以后再见就是５０年以后我写回忆录，经我姑姑联系，访问刘铁岭夫妇。他们年近八十，身体精神很好，房子不大但窗明几净，无一丝尘土。刘铁岭是刘少奇培养的“修养式干部”，不说自己委屈，不说他人坏话。后来我姑姑告诉我，文革后刘铁岭回四中当书记，当时杨滨在市教育局当顾问，坚决反对。组织上安排刘铁岭去北京市研究部门任职，失去了再次抓重点中学的机遇。刘铁岭和我不说。二姑说他不记仇，有胸怀。

　　北京师大女附中书记卞仲耘，是１９６６年斗争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其子王行是我小学同学。２０１４年宋彬彬从美国回来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面对卞仲耘半身铜像泪洒讲台，她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卞仲耘的家属不接受道歉，觉得诚意不够，一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的死负直接责任。当年红卫兵打人很厉害，至今无人承担具体责任。虽是未成年人，打死人的师大女附中女生也应公开道歉。难道手上有人命，还可以心安理过一辈子不成？７０岁的人了，还有什么面子可保护，还会判你的刑不成？没良心，没人性，死了也不得安宁。

　　所谓“出家修行，斩断尘缘”，说要树立信仰，就必须和家庭割断关系，通过苦修才能换来。不是靠打打杀杀，迫害他人换来的。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不可混同。中国在和平时期建立信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错误地纳入“阶级斗争”范畴，鼓励用暴力对待父母老师和同学，从１９５９到１９７９年３０年“造神”，所谓“红色恐怖”，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出现无数子女批父母，学生打老师，全国打派仗，社会性的诽谤，侮辱人格，抄家打人，毁灭文化，这哪里是什么“信仰”，这是六亲不认，败坏基本人性。

　　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受到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羞辱老师，批判父母。多年来，控诉自己家破人亡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好像都是受害者，没害过别人。脖子一挺，来一句“青春无悔”就算了事？

　　我们四中学生学习好，经商的不算太多，当教师的很多，不能沉浸于夸耀母校的自豪中。我们许多人是造过反，批斗过校长老师的！至今快进棺材了，难道不应做点反省吗？逃避，就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灵魂，不应是四中学生所为。

　　这一段回忆录反反复复修改数十次，拿不出手，心情非常沉重。我一生所犯错误集中于１９６６—６８这两年多。根本无法逃避，只能深刻反思。

       原载《华夏快递》２０２０年８月０１—０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