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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2010-02-26 21:11
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折腾岁月小记》之十八
     
      1966年,春节过后我由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这是他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客气地对他说,自己刚工作想待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找到我问:“最近是不是又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我很吃惊,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快?“是呀,但我还是那句话,待几年再考虑。” “嗨,早晚的事,可别错过良机呀,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就拉倒,省得我老为她牵挂。”就这样他硬性给安排在一个周一的早晨,正好他妹妹乘早班的火车回郊区的学校上班,我们就在车站的候车厅见了面。
      至此我就算处女朋友了,她在郊区上班,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有次她将我给她看的一本在学校写的“诗集”,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还给我时,我被那娟秀娴熟的漂亮字迹所感佩,愈品味便愈迷恋她那种透过字迹,所散发出来人品的贤淑和久远的青春芬芳。没想到这“见字如见人”真是这样准呀。
      不久,她就告诉我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为此她曾多次委婉的向我提出,要我慎重考虑,可能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并不看重。并打趣地说:“若我俩是发小长大,可能今天你都不会理我,因我小时候特淘,而且专与老师作对,所以一直到六年级才批我加入少先队,那时的你早已是两道扛的中队长了。”接着又讲了一些我小时候的玩劣故事给她听,听后她咯咯地笑个不停,笑的那张圆润的脸更显得灿烂,特别是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皓齿真让人喜欢。
      这年的五月,全国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行动开始了。伴随着那到处荡漾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行动。”的主席语录歌曲,大规模的阶级清洗铺开了,当时我很为她的处境担心,一再叮嘱处处要谨慎小心——“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她告诉我,由于自己的“政治贱民”出身,从1957年十四岁时就懂得了世间炎凉,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没事。
      我们还象过去一样:周六晚我到车站去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就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段小故事:我俩认识不久,一次在街上遛马路时,突然窜出这条小黄狗,见到她就向身上扑去,当时把我吓了一跳,赶忙去驱赶,但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将它抱起说:“这是我家的小狗,叫‘黄黄’可厉害呢。” “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一对老夫人身边……后来她才告诉我,那对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原来她俩在偷偷的验收我呢,再后来我到她家时,这条小狗见到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走到我跟前,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进入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你分手……今后我们作为好朋友相处吧。见到信我很吃惊,无怪乎最近在一起的日子,她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什么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我还逗她,我与你一起去看,帮你参考参考,莫非又有高枝可攀……强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想起,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要不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后,方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原来是她的父亲已接到单位文革小组的勒令:“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这件事在十几天前,她就看到了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已有所预感,为了不影响我,才痛苦的下了与我分手的决心。
      第二天我请了“代休假”前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从小巷里赶出一群被红卫兵打骂、押解遣送的“黑五类”。这时你会顿感“红色恐怖万岁”确实已从传单上走进了现实。
      一进大院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的瘦高个,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人交涉着什么:“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 “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又上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 “全带走。”这时只见她从屋里跑出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只见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在这“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最高指示时期,作为一个“坏人”你只有躲的份。我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就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说: “你怎么来了?” “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 “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汪,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份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在搬家过程中,那条“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吠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为此曾被那位姓郭的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自“红八月”的恐怖行动开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就甚嚣尘上,这个一百多户的长海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已死的丈夫,是国民党军队连长,而自己出身是城市贫民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强迫剃了“阴阳头”当晚就上吊自尽,三天过后,两个孩子照样全被遣送,她那最大的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在老人下跪请求下,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们是最后一个被遣送的,时间是1966年9月16日。
      家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就赶上这个运动,课不上了,红卫兵又不让参加,只好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的“黄黄”瞎了一只眼,就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她弟弟讲,在他十岁那年的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才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过来及时发现叫人抢救,要不,全家都没命了。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带有体温的软软舌头,舔着我的脸颊好像说:“你真好,没有离开我们。”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指出:“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说完就把材料仍给我们,开头就是一副叫“鬼见愁”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并配有谭力夫的讲话:“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这就叫阶级烙印……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云云
      她的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锁并扬言要办“街道托儿所”。 当时“黄黄”有病打蔫了,就被刘大娘留下,说好以后再来取。
      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此时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敌我分清。” ;在那些日子里,她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掀起一股以出身定一切的飓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黑五类”已扩展至“黑七类”,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
      那时对她唯一的安抚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而见到我后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我比起‘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自这年的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国各大、中、小学就掀起了大串联运动,起初象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到后来就没人管了,特别是我在北京公出时,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资料,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 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对于没有任何反动言行的、只是他们的出身问题,包括他们的子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
      见到这份文件精神后,她就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去,记得那天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后窗直接进入站台,亲自帮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入车内。
      到北京后,她们直奔清华园,因为那里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真的找到了这份文件的铅印材料,即刻在学校买了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装好寄给乡下的父母。
      她母亲接到信后,连夜骑着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就将这封信,交到她丈夫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立马找到那位姓郭的组长,他一见这黄色牛皮信封,并带有红色底字的“清华大学”字样的信函,顿时肃穆起来,因为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中,人们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傻眼了,在其他成员的一致同意下,他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
      真没想到周总理这几句公道话,对她们家的命运重于九鼎
      这天是1966年12月3日,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志们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但“黄黄”没有等到这一天,据刘大娘讲,自她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好起来,每天就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那坏了的一只眼流出的血水,不断的淌着……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今天惊回首忆往昔,在那以“红八月恐怖”为起始的后几个月里,仅以北京市为例,以“遣返”为名,把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市区押往农村,11.4万多户被抄家,据文革后官方不完整的统计材料显示,当时没收黄金 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间。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没收图书235万册。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焚烧了八天八夜。至八月下旬,北京市区就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历史上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西藏的农奴制度……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但是我国从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初,被极左路线为划定的 “政治贱民制度”,则是又一创新,这些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的人群,从来就是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这批人的数量,若按毛泽东的指令 5%是专政对象来估计,其总人数为3000至40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远比这个数字大好几倍。这一歧视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盛行了三十多年。而这戴以“彻底革命”的桂冠出现的极左路线,在我党各时期屡见不鲜,其危害性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
     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200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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